北上南下,为大明子民争夺生存空间,为大明帝国创造财福,为顺利渡过大灾害,并以不断的胜利打出汉唐的骄傲自豪。
这已经是皇帝既定的方针,不可更改,差别只是在速度的快慢。
当然,包括熊廷弼在内,臣僚都对皇帝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扩张欲望,感到担心和忧虑。
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,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,复杂的边疆事务也让朝廷感到难以应付。
比如下西洋,七年间共花费了四千多万两,对于年收入在千万左右的明朝国库,确实是巨大的压力。
连朱棣在每次郑和出海时都“一则一惧”,很多大臣更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,上书谏阻,并将下西洋称为“弊政”。
其实,从当时的情形来看,称下西洋为“弊政”也是有道理的。不能从后世的眼光来评判当时人们的想法,因为花费巨大,负担沉重,确确实实是存在的。
关键是思想和传统的问题,当时的明朝是不考虑赚钱的,所谓“厚往薄来”、“重义轻利”,才是天朝上国的风范。
而下西洋作为炫耀国力的方式,实质上多是用丰……
(ò﹏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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