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度能文章，有辩才，精通各国宪政，是一个难得的政治人才。但与梁士诒比较，杨度书生气甚浓。当年杨度与梁士诒同时考取1903年经济特科，梁是第一名，杨是第二名；在清末袁世凯内阁中，梁是邮传部次官，杨度是学部次官。但进入民国以后，梁一直春风得意，手握实权，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，以“财神”、“二总统”着称。他们的仕途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，其原因正在于：梁八面玲珑，善于察言观色、见风使舵；杨则才气纵横，雄辩滔滔，不脱书生气。
此时为拥戴首功，杨、梁争得不亦乐乎。
杨度之书生气，在于他既想当**，又想立牌坊。曾经有传说，筹安会成立后，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，有一段“走狗”言志的典故。
胡瑛率先说：“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，究竟是不是走狗？”
杨度道：“怕人骂者是乡愿，岂能任天下事哉。我等倡助帝制，实行救国，自问之不愆，何恤乎人言。即以‘走狗’二字论，我狗也不狗，走也不走的。”
孙毓筠则说：“我……
(ò﹏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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