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文生把事情说了一遍，自然是避重就轻，崔玉言的过错是肯定逃不掉了，但是这其中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，例如：冒犯的对象。
《名例律》中记载了五刑制度，由轻到重分别为：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，五刑。崔玉言当街调戏女子，仅在言语之间，没有身体接触，不算是一个很重的罪。如果对象是普通良家妇女，最多也就是苔刑，拿鞭子抽，再罚款而已。但白巧巧是有诰命在身的命妇，当从重判刑，受仗刑，再罚款，不涉及到‘徒、流、死’。
李牧身为县侯，为自己的夫人出头，把崔玉言吊起来打，已经算是用了‘苔刑’，而且是动用了私刑，按律来说，是不合规矩的。如果崔玉言因此被打死了，李牧则要受到惩罚，虽不至于死，但至少也要被判‘流刑’，这也是崔文生不担心李牧会打死崔玉言的原因。
但若崔玉言调戏的对象是李知恩，情况则要反转了。李知恩是下人，奴隶，贱籍。唐律规定，贱籍的奴隶，等同于牲畜。就算崔玉言调戏了，甚至非礼了，也仅需要赔钱而已。不涉及……
(ò﹏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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